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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不确定性扩大引发了公共风险，我们要从公共风险方面去防范化解。但防范化解的过程中，一部分风险转移到了财政身上，变成了财政风险。从收支的角度来看都是赤字问题、债务问题，这只是一个结果。光从数字来看，似乎跟需求管理没什么区别。这只是看到现象，实际上有本质的区别。财政最终都会表现在收支、赤字、债务等一系列数字上，离开收支账本就谈不上财政。面对公共风险，一个重要方式是通过扩大财政自身的风险，把一部分公共风险转移到财政身上。大家知道，企业的杠杆可以转移到政府身上，而公共风险转移到财政身上就变成了财政风险。财政风险成为一个工具，但要保证财政可持续，就要权衡、拿捏好这个度，作为吸纳公共风险工具的财政风险不能过度使用。如果财政一点风险都不敢担，只考虑财政自身，那公共风险就会变成公共危机，最终财政也要出问题，财政也会弱化。更重要的是，作为消防队不去救火，那它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财政的基本职能就是维护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和发展，应对公共风险是财政的天职，是人类社会进化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一种机制。

过去一个多月的激烈交锋，还会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美国清楚了中国不是好恐吓、欺负的，这会对其挑战中国利益的各种冲动产生抑制作用。中国可不是仅仅态度上的强硬，中国实力的强大以及对国家意志的支撑能力在过去一个多月中进一步得到验证。在美国气势汹汹的压力之下，中国做到了整体上的有条不紊。

2018年权益市场出现较大震荡，险资的投资收益也备受市场关注。根据中国平安披露的年报，2018年保险资金投资组合净投资收益率5.2%，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主要受权益资产分红收入下降及投资规模增加的影响。此外，由于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后，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损益的资产大幅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波动加大，总投资收益率3.7%，同比下降2.3个百分点。

该公司一季报显示，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32.41%的股份，股票质押额占其所持股票的74.36%，黄伟是持股16.86%的二股东，质押额占其持股的71.91%。因国际资本市场急剧波动，国内规模房企几乎都已暂停海外发债行为，3月27日，新湖中宝在境外发行总额2亿美元的债券，票面年利率高达11%。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房企境外债券的平均成本为8.13%。

有人说我的企业做大了，我自然会变成平台，我认为你只有让别人做得更好，让别人更加强大，只有这样的思想，你才可能成为平台。IT要求标准化、规模化，而DT要求独特化、个性化、灵活性，新制造就是基于DT时代思想的制造业。未来十到十五年，传统制造业企业将会非常痛苦，今天的外部环境下，在技术变革的大趋势下，依靠传统的资源消耗型企业必定越来越难，挑战也会越来越大，不拥抱新制造业的企业，就如同盲人开车，你都不知道谁是你的客户，客户到底需要什么。

有的企业看到了新的需求，希望通过创新去调整供给，满足新的需求，但难以做到。这就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有的企业创新产品刚刚推出来，很快就被别人模仿，模仿的生产成本更低，结果企业的创新成本还没收回来就被冒牌产品击垮了。在这种环境中怎么创新呢？大家都去模仿，就只能在一个低水平上循环，在低水平上扩张，一直扩张到卖不出去，严重过剩。还有一点，政府该干的事情，比如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更新缓慢，就会导致低标准的生产，低端供给无法满足高端需要；标准更新缓慢，也使生产无法跟上消费升级的步伐。这里面还有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人们常说要凭良心做事，现在有多少人做事在凭良心？现在医疗、教育、装修、建房等等，应当说监管非常严，在这么严的情况下还要出问题。如果只是为了钱而不讲良心，监管再严也做不出什么高品质的东西来，所以高质量的供给就会很难，这是社会因素。这些都会导致供给无法跟上需求的步伐。